走到码头。那艘铁壳船还停在原来的位置，船老大坐在船头抽烟。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没有上船，站在栈道上，看着河面。河水是浑的，黄褐色的，看不到底。它在流，从雨林里流出来，流向大海。那道疤不在了，但那条河还在。沈鹤亭走过这条路，1956年的林深走过这条路，徐鹤亭走过这条路。他们都走过，都看过这条河，都站在这座码头上，想过同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他们都去了。我回来了。我是唯一一个回来的人。

我转身往回走。路过一个菜市场，买了几个芒果和一串香蕉。芒果很香，隔着皮都能闻到。香蕉是绿的，还没熟，要放几天。路过一个玩具店，买了一个毛绒玩具，大象，蓝色的，鼻子长长的。和婴儿床上挂的那个一样。那个是索菲亚买的，这个是我买的。路过一个花店，买了一束花，白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卖花的是一个老太太，包花的时候说了一句葡萄牙语，我没听懂。她笑了笑，又说了一遍。我还是没听懂。她把花递给我，拍了拍我的手背，意思是没关系，听不懂也没关系。

回到家，索菲亚在喂孩子。她看到我手里的花，愣了一下。

“给我的？”

“给你的。”

她接过花，低下头，闻了闻。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她把花插在桌上的玻璃瓶里，瓶子是空的，很久没用过，里面还有水垢，洗了洗，接了水，把花放进去。

“你很久没有给我买花了。”

“很久了。”

“以后多买。”

“好。”

那道疤已经不在了，但它还在。在心里，在梦里，在沈鹤亭的那行字里。他叫我走，走远一点，不用回来。我不会走远，我会回来。回来买花，回来买菜，回来看孩子，回来看她。走远一点，不是走远不回来，是走出去，还能走回来。

傍晚的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太阳落下去。马瑙斯的天空被烧红了，云是红的，河是红的，房子是红的。孩子在我怀里睡着了，呼吸很轻。索菲亚坐在旁边，靠在我肩膀上。我们没有说话，就这么坐着。风吹过来，热的，带着雨林的味道。

那道疤不在了。它从我手上消失的那一刻，沈鹤亭把它拿走了。他用他的命，换我的自由。我不是守塔人了，我是林深。不是第八任守塔人，不是沈鹤亭的后代，不是那道疤的宿主。我是林深，林远的父亲，索菲亚的爱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走，可以留，可以回来，可以不回来。可以爱，可以被爱，可以活着，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