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照片翻过来，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母亲的笔迹。那几个字写得不算工整，最后一个“路”字的末笔微微上翘，像是写到这里的时候，笔尖停顿了一下——她在犹豫什么，或者，她在忍着眼泪。

我蹲在路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外套的下摆猎猎作响。但我感觉不到冷。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心里那张照片的温度上——它像是刚刚从母亲的掌心递到我手里的一样，还带着她的体温。

林峰站在旁边，没有催我。他默默地点了一根烟，背过身去，给我留出空间。

过了大概两分钟，我睁开眼睛，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笔记本的夹层里，站起来。

“走吧，”我说，“我们去看看我妈留下的笔记本里都写了什么。”

林峰弹掉烟灰：“回旅馆？”

“不。”我看了看四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旅馆太招摇了，顾北辰知道我来了这个小镇。他很快就会知道我找到了赵姨。”

“那去哪儿？”

我想了想：“去福利院。”

“福利院？我们刚从那里出来。”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顾北辰不会想到我们还会回去。”

林峰沉默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行，听你的。”

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沿着镇子后面的小巷绕了一大圈，从福利院的侧墙翻进去。墙不高，只有两米左右，但墙上长满了青苔，滑得要命。林峰先翻过去，在下面接着我，我踩着墙上的砖缝爬上去，然后跳下来，落在一堆枯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福利院里比刚才更加安静，连虫鸣声都没有。只有风穿过破窗时发出的呜呜声，像某种不知名的动物在低泣。

我们回到之前那个房间，把门从里面反锁上，把窗户用木板条挡住，然后在墙角点起了一支蜡烛。

烛光很小，但足够照亮笔记本上的字。

我翻到第一页。

母亲的笔记本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的。第一页上写着她对新一年的期许——她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好医生，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内容开始变了。

“1995年3月12日。北辰来找我了。他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需要我帮忙。他看起来很高兴，但我总觉得他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说这个项目一旦成功，将会改变整个犯罪心理学领域。我问他具体是什么项目，他笑了笑，说——‘一个关于完美的实验。’”

“1995年4月8日。北辰带我去看了他的实验室。在南城郊外的一栋别墅里。地下室里有一间改造过的房间，里面有各种仪器、记录设备、还有一些——笼子。我问他笼子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是‘实验对象的临时安置处’。我问实验对象是谁，他没有回答。”

“1995年6月1日。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难忘记的一天。北辰带了一个孩子来实验室。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瘦瘦小小的，很怕生，一直躲在北辰身后。北辰说他是福利院的孤儿，叫‘1号’。我不记得那个孩子的名字了，只记得他的眼睛——那孩子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求救。”

“1995年6月15日。我跟北辰大吵了一架。我告诉他，这不是实验，这是犯罪。他说我不懂，他说科学需要牺牲。我说牺牲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牺牲孩子的生命。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害怕的话——‘如果牺牲几个孩子，能拯救成千上万个未来的受害者，这个代价，值得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