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衣、食、日用品等物质消费项目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对他们而言，对食物的消费需求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所具有的果腹效用，他们追求的是衣食物品的档次与自身身份地位的匹配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正如凡勃伦在谈到银汤匙和铝汤匙的区别时，替有闲阶级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使用和欣赏一件高价的而且认为是优美的产品中得来的高度满足，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是出于美感名义之下的那种高价感的满足。”[34]用这段话来解释唐代的官员贵族和富商们对高消费的追求，是比较贴切的。
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消费群体而言，消费结构中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无疑是第一位的。如卖炭翁那样的低消费水平，吃穿等生存意义上的消费几乎占了全部，娱乐等精神消费项目对他们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对于能够达到丰衣足食的那部分消费群体来讲，随着购买力的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会提高，于是就开始效法上层社会的消费风气，改善物质消费的质量，增加精神消费的比重，由此导致了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升级。这是消费风气上“上行下效”的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比如有学者对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分的变迁做了研究，认为初唐至盛唐，绘画消费群体从皇室向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35]文人士子阶层踏足字画这一高雅的精神消费，在满足精神愉悦的同时改善了自身的消费结构。即使没有那样的财力和情趣，在基本衣食满足后，精神需求也会上升。唐代市民广泛参与乐舞、围猎、郊游、击球、斗鸡等休闲娱乐活动，有的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城市中娱乐行业的大发展正说明了市民们精神消费的活跃。
2．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各有特殊性
职业不同，直接导致收入的分化，有多有少，社会地位也就有了差别。不同的阶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而表现在消费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举出一些社会的特殊阶层来分析一下他们在消费结构上具有的特点。
官僚贵族。在官场上沉浮，官场交际消费是在所难免的。玄宗时，杨国忠子弟“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20]。杨国忠权倾朝野，其子弟仍需耗费财力“以奸媚结识朝士”。到中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各级官员用于跑官求官、上下打点而进行的官场消费更加兴盛。宪宗时王锷在任河东节度使时“用钱数千万赂遗权佞，求兼宰相”[10]。穆宗时，王播也“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8]。对这些官员而言，政治前途是最重要的，因而官场交际消费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中占据很大比重。官僚贵族们的另一项特殊消费就是购买土地建造庄园。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稳固的财富，对土地的购买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投资。如懿宗时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被懿宗谓之“足谷翁”[36]，购买土地数量十分惊人。
文人士子。唐代实行科举取士，文人们在没有取得功名之前，其消费支出中除了吃穿等必要的消费外，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占很大比重，但是如果不是作弊去贿举和贿选，花费并不会太大。不过唐代文人无论是否中第得官，他们都有一大相同的爱好，都喜欢留恋于烟花柳巷，与娼妓们吟诗作词，歌舞欢娱。《唐摭言》中载有许多举子进士们醉生梦死于其中的事例。如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郑合敬先辈及第后”，亦“宿平康里”。[37]一些人聚众宴饮的时候召妓作陪，狎妓游宴如同一个无底洞，往往使文人士子们倾尽所有，成了他们的一大主要支出项目。
另外，唐代文人又普遍有一大嗜好是嗜酒如命，即使在未中举前贫寒的经济条件下，对杯中之物的消费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白居易即有诗云：“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26]杜甫亦有首著名的诗《饮中八仙歌》，形象勾勒出八位嗜酒的著名文人，如其中形容李白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4]如李白这样的文人，饮酒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终日沉醉于长安市中酒肆，或不惜代价从市上买酒，在沉醉的状态下却为世人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
游侠少年。在唐代城市的市井街头有许多游弋的游侠少年，或是行走四方的游侠豪客，或为富家子弟，在官府中挂名任职。他们的生活多被各种休闲娱乐项目所充斥，比如饮酒、狎妓、击球、打猎以及赌博，对他们来讲，娱乐消费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唐人诗篇中有许多对少年游侠生活的描绘。如李白有诗云：“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4]作为唐代城市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部分人不但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而且他们的消费颇有盛唐豪放气度的特点。
富商大贾。工商业者在唐代城市中是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的一些富裕者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开始追求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同时有许多富商开始介入官场，因而经营官场成为唐代城市中富商们除衣食消费以外的重要消费项目。他们或交结、贿赂权贵，以取得种种政治经济利益。如中宗时许多“黠商大贾”，耗费巨资“重赂贵近”[38]，以此来逃避赋役；或利用官府公开卖官鬻爵之机，直接出资买官。玄宗时，“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3]。金钱一旦与权力结合，各种利益就随之而来，一些富商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富商们的另一特殊消费同官僚贵族一样就是购买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终唐一代，富商大贾对土地的购买兼并都非常流行，如德宗时罗立言迁河阴令伊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3]。富商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39]。至懿宗时，土地的买卖已使得“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10]。一定程度说，富商们将赚来的钱用于对土地的消费，这实际上是防范商业资本风险的一种投资。
注释：
1吴兢：《贞观政要》卷6《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关于唐代丧葬消费的奢华，详细内容可参看张剑光《人土为安》一书的第11章《唐人的厚葬热流》和第12章《唐代的居丧祭扫》，广陵书社2004年10月版第117至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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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14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