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依兰上车。

“苏北哪个方向？”楼明之发动引擎。

“盐城。”谢依兰说，“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在请辞之后很可能去了岳家。”

楼明之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也没有说“这个推理太单薄”。他只是将导航目的地设为盐城市中心，然后把豆浆递给她。

“喝完再干活。”他说。

谢依兰接过豆浆，没喝，握在手心。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楼明之看着前方早高峰的车流。

“我师父也有一枚青霜门的令牌。”他说，“他死前三天，把那枚令牌锁进证物柜，钥匙寄给我。没人知道他查到了什么。”

他顿了顿。

“你找到周明远，也许能知道答案。”

车流缓缓移动。

谢依兰终于喝了一口豆浆。已经凉了，但那股豆香还在。

从镇江到盐城，车程三小时四十分钟。

楼明之开得不快，保持在限速边缘，既不超车也不让车。谢依兰发现他每隔五到八分钟会扫一眼后视镜，不是看路况，是看后面跟着的车。

“有人跟？”她问。

“不确定。”楼明之收回视线，“出城那辆黑色帕萨特跟了三公里，到服务区停了。”

“现在呢？”

“换了辆白色面包车，跟了十一公里，刚才拐弯不见了。”

谢依兰没有回头。

她想起昨晚在档案馆门口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岁上下，穿灰色夹克，站在报刊亭前翻一本过期杂志。她进档案馆时他在，她出来时他已经走了。

当时以为是寻常路人。

现在看，没有什么是寻常的。

“买卡特的人。”她说。

“也可能是许又开。”楼明之，“或者第三方。”

“还有第三方？”

“二十年前的案子，死了七十三口人，失踪的剑谱至今下落不明，幕后黑手至今逍遥法外。”楼明之的语气很平，“这种案子，不止两拨人在查。”

他顿了顿。

“也不止两拨人想让它永远沉下去。”

谢依兰没再说话。

她将豆浆喝完，纸杯捏扁，搁进车门储物格。那枚师叔留给她的青霜门信物——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青铜剑穗——在她掌心微微发热。

不是真的热。

是错觉。

她告诉自己那是错觉。

十一点四十分，车驶入盐城市区。

盐城和谢依兰想象的不太一样。她以为周明远会选择某个偏僻的村落，隐居二十年无人知晓。但导航带他们来的地方是一处老旧的工人新村，六层红砖楼，楼间距逼仄，一楼住户用防盗窗圈出巴掌大的小院，种着半死不活的月季。

“周明远住这儿？”楼明之把车停在小区门口。

“不知道。”谢依兰说，“这是周明远妻子娘家的老地址，八十年代的登记信息，不确定她还有没有亲属住这儿。”

她推开车门，走进小区。

秋天的阳光斜斜照过红砖墙，将楼梯间的尘埃照成缓慢飘浮的金粉。三号楼，五单元，四楼左门。

谢依兰敲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一次。

门内传来极其缓慢的脚步声——不是正常的行走，是拖鞋在地板上一点点拖动，每一步都要停留很久。

门开了一道缝。

门缝里露出一张非常苍老的脸。

老妇人大约八十出头，满头银发梳成整齐的发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开衫。她的眼睑垂得很深，但那双眼睛在看见谢依兰的瞬间，微微亮了一下。

“找谁？”声音沙哑，带着苏北口音。

“请问周明远先生是不是住这里？”

老妇人没有回答。

她的目光越过谢依兰，落在她身后三步远的楼明之身上。又落回谢依兰脸上。

“你是谢家的人。”她说。

不是疑问，是陈述。

谢依兰微微一怔。

老妇人将门完全打开。

“进来吧。”

屋子很小，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款式，但收拾得极其整洁。茶几上压着一块玻璃板，玻璃下压着许多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两个年轻人的结婚照——新郎穿中山装，新娘穿列宁装，并肩站在简陋的照相馆布景前，笑容拘谨而真诚。

老妇人让他们在沙发落座，自己去厨房烧水。她的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像在和地心引力较劲，但烧水、取茶叶、温杯、冲泡，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

“周明远是我丈夫。”她将两杯茶放在他们面前，“他走了十六年了。”

谢依兰沉默。

“他走之前说，会有人来找他。”老妇人慢慢坐下，“不是公家的人，是年轻人，姓谢。”

她看着谢依兰。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谢家的后人。”

她起身，走到卧室里，片刻后捧出一只红木匣子。

匣子不大，比手掌略宽，边角包铜，铜皮已泛出暗绿色的锈迹。老妇人将匣子放在茶几上，没有立刻打开。

“他临终前说，”她的声音很轻，“青霜门的真相，他藏了一辈子。不敢说出来，是因为说出来会害死更多人。”

她抬起头，看着谢依兰。

“他说，他不配被原谅。但至少要把知道的东西留下来，等对的人来取。”

她打开匣子。

里面是一本薄薄的账册。

封皮是牛皮纸，边角磨损得很厉害，有几页明显被水泡过又晾干，纸面皱缩，墨迹化开成模糊的云团。谢依兰轻轻翻开第一页。

是手写的名录。

不是青霜门的弟子名录。

是二十年前，那个雨夜，死在青霜门的人。

七十三个人名，每个名字后面都有简短的备注——身份、年龄、入门时间、与门主的关系。字迹从工整到潦草，墨色从浓到淡，像是一个人用很多年、在无数个深夜，一笔一笔追忆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