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八年九月初五，徐州。

这座南北要冲、运河枢纽，经历了八月的兵火后，正在艰难恢复生机。城墙上弹痕犹在，街道上废墟未清，但市集已重新开张，行人往来，脸上少了些惶恐，多了些期盼。

原徐州知府衙门，如今成了北伐前线的临时帅府。杨震站在正堂门前，望着院中那株幸存的银杏。秋阳透过金黄的叶子洒下斑驳光影，他心中却无暇欣赏——三日后，豫国公将亲临徐州，召开北伐前最重要的军事会议。

“提督，”亲兵匆匆而来，“济南快马送来的户籍册、田亩册，还有……降官名册。”

杨震接过厚厚几摞册子，随手翻开济南降官名册。上面密密麻麻数百个名字，有原明朝降清的旧官，有清廷新委的汉员，也有满人佐领。每个人名后都附有简要评注：“家眷在京，可用”“贪酷，当惩”“通晓河工，可用”……

“陈启元到了吗？”他问。

“已在二堂等候。”

杨震转入二堂，陈启元正伏案整理文书。这位年轻的劝农司主事，如今已是江北新政的实际推行者，数月奔波让他清瘦不少，但眼神更加明亮。

“陈主事，山东新复，百废待兴。豫国公三日后到，我要一份详细的施政方略。”杨震开门见山。

陈启元早有准备，递上一份文书：“下官已草拟《山东善后方略》。首要三事：一，赈济灾民。今夏山东大旱，加上战乱，灾民恐超三十万。需立即开仓放粮，设粥厂百处，同时以工代赈，疏浚河道，修复道路。”

“粮从何来？”

“江北今秋番薯大熟，可调百万石北上。另，海路从江南运粮，走登州、莱州登陆。”陈启元胸有成竹，“第二，清丈田亩。山东藩王、勋贵田产，逃亡士绅田地，皆收归官有，分给无地流民。每户授田二十亩，三年免赋。”

杨震点头：“第三呢？”

“第三，安置降军。”陈启元神色凝重，“山东绿营降兵逾三万，若处置不当，恐生变乱。下官建议：汰弱留强，选精壮万五千人编入新军，余者发给路费，遣散回乡。但需严防溃兵为匪。”

“就按此办。”杨震拍板，“豫国公到前，先把粥厂开起来。告诉百姓：朝廷回来了，不会饿死一个人。”

“是！”

九月初八，徐州城南十里，旌旗招展。

朱炎亲率三千禁军，抵达徐州。他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设营——这是向全军表明，北伐在即，主帅与将士同甘共苦。

中军大帐内，诸将云集。杨震、万元吉从武昌星夜赶来，郑森从江阴溯江而至，玄青道长从汉中辗转而来，李定国从川东东进，甚至连云南沐天波都派了长子沐忠显作为代表。

帐中济济一堂，除了这些统兵大将，还有徐光启、薄珏、宋应星等文臣匠师。这是大明复兴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军政会议。

“诸君，”朱炎立于帐中，声音沉稳，“八月大捷，赖将士用命，百姓同心。然北伐大业，方启其端。今日召诸位前来，便是要议定方略，一举定鼎中原。”

他走到巨大的北方舆图前，手指从徐州一路向北，划过山东、河北，停在京师位置。

“我军现势：江北已定，山东新复，湖广尽收，川陕在望。而清军，多尔衮退守北京，八旗主力尚存，蒙古诸部观望，朝鲜态度暧昧。”朱炎环视诸将，“下一步，该如何走？”

杨震率先出列：“国公，末将以为，当乘胜追击，直取北京。如今我军士气正旺，而清军新败，军心涣散。若待其喘息，恐生变数。”

万元吉却有不同意见：“杨将军所言虽是，然我军连战数月，兵疲马乏，粮草转运艰难。且北京城防坚固，当年袁崇焕守宁远，皇太极十万大军围攻数月不下。若顿兵坚城，师老兵疲，清军援兵四集，反为不美。”

“万将军多虑了。”郑森道，“如今非崇祯年间可比。我军水师已控江海，可运兵运粮；火炮之利，远胜当年；更兼新复之地推行新政，民心归附。强攻北京，并非不可。”

众将争论之际，玄青道长缓声道：“诸位将军，贫道有一言。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北京虽是要害，然清之根本，在八旗，在关外。若只取北京，八旗退守辽东，仍是心腹大患。”

帐中一静。这话说中了要害——满清真正的根基，在关外白山黑水之间。

朱炎赞许地看了玄青一眼，这才开口：“道长所言极是。北伐非只取北京，更要犁庭扫穴，永绝后患。故我意，分三步走。”

他指向地图：“第一步，今冬巩固新复之地，推行新政，收拢民心，积储粮草。同时，遣使联络蒙古诸部，分化瓦解；派水师至朝鲜沿海，迫其表态。”

“第二步，明年开春，三路北伐。”朱炎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三条线，“东路，杨震率江北新军，出山东，攻天津，切断漕运，威逼北京。”

“中路，万元吉、李定国率湖广、川军，出河南，取真定，断北京南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