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疤。皮肤正常。”

“我知道。但我能感觉到它。”

“那可能是神经记忆。疤痕组织虽然消失了，但神经末梢还保留了之前的信号传导模式，所以你会觉得它在发痒、在疼。这不是病，不需要治疗。”

“会消失吗？”

“会。时间长了就忘了。”

我走出医院。阳光很烈，晒得眼睛疼。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神经记忆。时间长了就忘了。索菲亚也说过，时间长了就忘了。但孩子不会忘。他还没出生就被那道疤盯上了。在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等他了。

手机响了。索菲亚。

“林深。”

“嗯。”

“孩子手上出现了一个红点。”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在哪个位置？”

“右手虎口。”

“多大？”

“针尖大。很小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什么时候发现的？”

“刚才。换尿布的时候看到的。之前没有，肯定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有孩子的声音，在哼唧，像是在跟谁说话。

“林深，它回来了。”

“不是它回来了。是它没走。”

“我们怎么办？”

我握着手机，站在路边。阳光照在手上，右手虎口，那里曾经有一道疤，刻着“死亡等死”，刻着“林深”。现在没了，光滑的，干净的。但孩子的虎口上，多了一个红点。针尖大，很小。但它在长。

“林深，你回来吧。”

“回来。”

“什么时候？”

“明天。”

我挂了电话。站在路边，不知道站了多久。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影子从长变短，从短变长。那道疤已经不在了，但它在孩子手上。它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人。从沈鹤亭换到我，从我还给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他不知道这座塔，不知道这只眼睛，不知道这道疤。他只是个婴儿，连翻身都不会。它不该找他。它该找我。我欠它的，我该还。他不欠。

回到家，我开始收拾行李。护照、充电器、换洗衣服。木杖靠在墙角，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我。老祭司把它留给我，让我替他守塔。现在塔不用我守了，我要替孩子守那道疤。

我把木杖拿起来，握在手里。木头是凉的，光滑的，被手磨了很多年。杖头那只眼睛在灯光下像是在发光。它看着我，像在说——你又要回去了。

“嗯，又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