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真儿已经三十七天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了。

三十七天。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六点五十下楼开门，七点钟把第一壶咖啡煮上。磨豆子的时候她会从柜台的位置看一眼街对面，看一眼那棵法国梧桐，看一眼梧桐树下那个卖栗子的摊位。

那个栗子摊的老板换了一个人。

以前是个姓王的山东老头，脸上一道长疤，炒栗子的时候从来不抬头看路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碎花布罩衫，扎一条辫子搭在肩膀上，炒栗子的间隙总是往咖啡馆的方向看。

程真儿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但她什么都没有做。

组织有规矩。断联之后不能主动启用备用渠道，不能改变日常作息，不能对任何人表现出焦虑或者异常。上级没有联络你，就说明上级有他的道理。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活成一个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活成一面墙、一块砖、一片梧桐叶，

所以程真儿每天的日程精确得像上了发条的钟。

七点开门，八点迎来第一批客人，中午十二点换一壶新咖啡，下午三点擦桌子，五点半开始收拾，六点半打烊，七点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她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跟隔壁的裁缝铺老板娘多聊一句闲话。

三十七天。

掩护她的洋行已经在半个月前撤走了。那个洋行的德国经理走的时候，连张字条都没有留下，只是让楼下的门房转告了一句“陈小姐的租约已经结清了”。从那天开始，程真儿就变成了法租界里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孤立个体，

没有组织的指令，没有上级的联络，没有外围的保护。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维持这家咖啡馆的正常运转。每天在柜台后面擦杯子、煮咖啡、给法国邮差和几个老主顾微笑着打招呼，像这条街上所有安分守己的小店老板一样，日复一日地活着。

她偶尔也会想，组织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这个联络站，

但她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上级的指令很清楚：如果断联超过三十天没有收到撤离信号，说明联络站本身是安全的，只是上游的通道被阻断了。在通道恢复之前，你就是一面墙，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站在那里不倒就好，

所以她每天晚上关灯之前，会把柜台下面的那个暗格检查一遍。暗格里放着一个用油纸包着的铁皮小盒子，盒子里是一部缩微电台的备用零件和一组紧急联络频率。

她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盒子。

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她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他站在霞飞路的雨里，只露出半张脸，用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留了一秒钟就转身走掉了。

那一秒钟够她撑很久了，

但三十七天毕竟太长了。长到她开始在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秒钟就忍不住去想，今天会不会有信号，然后用一整天的时间告诉自己，不会有的，不要想了。

她把这种煎熬藏得很好。白天的时候，她就是贝当路上最普通的一个咖啡馆老板娘，会跟邻居抱怨米价又涨了，会跟送牛奶的小工讨价还价少三分钱，会在下午没客人的时候趴在柜台上打盹，

没有人会把她跟“情报工作”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她最大的武器。

今天是第三十八天。

上午十点刚过，外面下起了小雨。法租界的冬雨细细密密的，打在梧桐树的光秃秃的枝丫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咖啡馆里只有两个客人，一个是常来的法国邮差，坐在角落里喝牛奶咖啡看晨报，另一个是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中国男人，要了一壶红茶，坐在靠窗的位置写什么东西。

门被推开了。

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一件湖蓝色的学生装上衣配深蓝色的呢裙，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她没有带伞，身上全都淋湿了，进门之后站在门口愣了一下，好像还没有从雨里缓过来。

程真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小姐，进来坐吧。要喝点什么？”

女人抬起头，程真儿看到她的眼圈是红的，睫毛上挂着水珠，不确定是雨水还是泪水。

“黑咖啡。”她的声音有些发抖，“谢谢。”

程真儿把她引到了靠墙的一张小桌旁边坐下，去柜台后面开始煮咖啡。

煮咖啡的间隙，她用余光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学生打扮，但指甲修剪得很精致，不像是真正的大学生。手腕上戴着一只很小巧的瑞士表，表带是蛇纹皮的，

这种表，上海滩的女学生戴不起。

咖啡端上去的时候，女人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她双手捧着杯子，肩膀微微发抖，低着头不说话。

程真儿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小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